定州缂丝中的珍品——宋代沈子蕃缂丝梅鹊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河北日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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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河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对抗、融合的最前沿，是华夏文明天然的“护城河”和缓冲区。

位于太行山山前的冀中平原，则是河北得以实现“冀治冀强冀丰”的战略要地。其中，以正定、定州、保定为代表的“三定”，是这一区域内的代表性城市。

定，意为平静、稳定、安定。因此而得名的冀中“三定”，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河北古代文明发展的高峰，也讲述了河北从华夏屏障到拱卫京畿职能的变迁史。

保定大慈阁。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摄

和平安定：“三定”之由来

定，有平静、稳定、安定之意。正定、定州、保定三个沿用至今的河北地名背后，蕴含的正是先人对这片土地“和平”“安定”的愿望。

事实上，同处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带，又都位于冀中地区的“三定”，过去并非如今天这样相互独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三定”有过并立，也有过相互统属。这三个城市的发展演变史，也是冀中平原城市发展变化的缩影。

“三定”中建城最早的，是位于保定以南、正定以北的定州。

定州迄今已有5000年文明史，其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名称，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公元前506年，白狄鲜虞部落在中人城（今唐县西北的粟山）建国，史称“鲜虞中山”。

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迁都于顾。顾，即今定州市，这是定州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都城。

此后，定州之地先后为赵国和秦国所管辖。汉初，朝廷在此区域置卢奴、安险、新处、苦陉四县，属中山郡。其中的卢奴县，即位于今定州市所在区域。卢奴，成为定州历史上第二个名称，并沿用600多年。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封第九子刘胜为中山靖王，国都卢奴，这是定州在历史上第二次成为都城。

贯穿两汉时期，中山国的国都均设在卢奴，其辖境虽有伸缩，但一直在今冀中偏西一带，北至易水，南达滹沱河，西临太行山，东到唐河下游。也就是说，包括今保定、正定在内的广大地域，曾长期处于汉代中山国管辖范围内。

东汉以后至后燕时期，定州均为中山国或中山郡之治所。

东晋十六国时期，公元397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率军打败后燕慕容宝，攻克中山，并在中山一带置安州，州治在卢奴。公元400年，拓跋珪改安州为定州，取“平定天下”之意。

定州这个称谓，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中。

当时的定州，领中山、常山、钜鹿、博陵、北平五郡，辖境相当今满城区以南，安国、饶阳等地以西，井陉、藁城、辛集等县市以北的广大地区。

北魏之后历朝历代，或在定州设置总管府、大总管府，或设州、郡、府。直到1914年，定州被改为定县，属保定道。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定县撤销，设立定州市（县级）。2013年6月，河北省委、省政府决定，确立定州为河北省省直管市。

历史中的一些巧合，背后往往有其必然性。和定州一样，正定历史上第一个行政地名，也与古中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约在公元前380年，中山国为了与南部的赵国抗衡，在滹沱河南岸（今石家庄市区东古城村一带）设置了一座城邑。这，便是正定的前身东垣邑。

为何要在这里设置城邑呢？究其原因，是因为此地西倚太行山，北邻滹沱河，且位于中山国统治中心的南部，非常适合用作对抗赵国的前沿基地。

后来，中山国被赵国所灭。秦统一中国后，改东垣邑为东垣县，属钜鹿郡。东垣，由此成为正定第一个行政地名。

西汉初年，公元前197年，阳夏侯陈豨与匈奴勾结反叛，自立为王。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平息叛乱。攻克东垣县时的激烈战况，让刘邦认识到此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于是他将东垣县改名真定县，意为“真正安定”。

真定这一称谓，自此登上历史舞台。

东汉末年至唐初年，真定一带战乱不断，朝代更替频繁，州、郡、县治所曾在滹沱河南、北两岸反复迁移。直至唐武德元年（618年），真定县治所由今东古城村移至现在的正定，属恒州管辖。

在此后长达一千多年时间里，真定城作为封建王朝在这一区域的各级军政治所地位一直未变。明朝时，真定府曾一度下辖5个州、27个县，地跨今天河北省内的衡水、沧州、保定和石家庄四个设区市，当时的定州也在真定府辖区内。

雍正元年（1723年），为避皇帝胤禛之讳，改真定府为正定府，改真定县为正定县。正定之名由此而得，并沿用至今。

保定作为地名出现的时间，与正定、定州相比则较晚。

北宋以前，保定这片土地上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划。北宋建立后，保定一带处于宋辽两国的边界线上。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朝廷开始在今保定东部的清苑修筑保塞军城。

北宋淳化三年（992年），由保塞军城升级而来保州城正式建成。保州城的兴建，被认为是保定建城之始。

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后，保州成为护卫京师的城市，为顺天路治所。公元1275年，元朝将顺天路改名为保定路，寓有“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这是保定第一次作为行政地名登上历史舞台。

此时的保定路地位大大提升，下辖周边十多个州县。除阜平、涞源、涿州三地外，其余现今保定各县（市、区）全部为保定路辖地，而且还包括今行唐、深泽、辛集等地。

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保定路为保定府。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迁都北平（迁都后改称北京），并将北平行都司更名为大宁都司，迁驻保定，负责京畿的安全护卫工作。

清沿旧制，仍设保定府。清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巡抚移驻保定，保定为直隶省省会。自清雍正八年（1730年）至清朝灭亡，直隶总督一直驻此。

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12月6日，保定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1960年2月，专区、市合并称保定市。1994年12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保定地区和保定市合并，建立保定市。

从先秦时期太行山东麓的古都、名城聚集之地，到汉唐时期繁荣富庶的经济重地，到宋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文明对抗的要冲之地，再到元代以后拱卫首都的京畿要地，“三定”的出现、发展、变化，像一面镜子，映射出河北在历史进程中的职能变迁。

战略要冲：“三定”之重要

“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正定）、定（定州），以其扼贼冲，为国门户也。”北宋时期，左丞相、工部尚书宋祁曾这样评价正定和定州。

宋祁的评价并不夸张。由于特殊的战略位置，在古代中国，无论是藩镇割据，还是王朝更迭，抑或中原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冲突，在诸多历史事件中，都能看到“三定”的身影。从古代到近现代，“三定”都曾在河北大地上发挥过“定海神针”的作用。

清明时节，细雨霏霏。登上正定古城北门永安门，千年历史仿佛浮现眼前。正定地理位置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正定究竟重要在哪呢？

正定的战略地位，首先和太行山有极大关系。巍巍太行，纵跨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四省市，素有“太行天下脊”之称。它不仅是我国地理上第二、三阶梯的分界线，更对我国古代文明进程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自北京起，沿太行山东麓向南，保定、定州、正定、邯郸、安阳依次分布。太行山东麓这条走廊，不但是我国古城、名镇的聚集之地，也是南北通行的大动脉。

其中，正定还有更为特殊之处：虽然太行山东麓走廊一马平川，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障碍——从太行山流出的各条河流，多为东西流向，在地理上起到了阻隔南北交通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滹沱河。而正定地处太行山东麓与滹沱河交会点，自古便是绝佳的防守据点。

正因如此，自唐朝安史之乱起，滹沱河南北常为战争之所。在北宋时期，正定为北宋王朝防御辽、金帝国之核心，“真定覆，而滹沱以南不可为矣”。

元代开始，正定以北的保定因拱卫大都（今北京）之职责而崛起，但正定战略地位仍然重要。明宣德五年（1430年），朝廷从陕西调神武右卫于真定府，其指挥使司设在真定卫指挥使司西侧，作为真定、保定府及周围诸州在内驻军的最高指挥机构。

现存的正定古城墙即为明代所建，古城周长24华里，高3丈2尺，宽3丈，设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每座城门设内城、瓮城和月城三道城垣，出入城要经过三道城门，此种格局在国内古城中甚是罕见，足见其在明代政治、军事地位之重要。

正定古城东北约60公里，是冀中另一个要冲之地——定州。

提到定州，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素有“中华第一塔”之称的定州开元寺塔。

始建于公元1001年的开元寺塔，是中国最高大的砖木结构古塔。据文献记载，开元寺塔始建于宋咸平四年（1001年），到至和二年（1055年）才最终建成。这座最初为弘扬佛教而建的高塔，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快就被赋予了军事意义。

一直以来，定州就有“州凭镇、冀之肩背，控幽燕之肘腋”美誉。北宋时期的定州，与易州、保州（保定）、真定府（正定）等地，在军事上相互支援与配合，共同组成了宋王朝的北部防线。对此，《宋史》评价道：“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军，惟定州最重。”

由于其位置较易州、保州更加靠南，北宋朝廷将定州划入防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第二道防线，以便其在面对敌军突破第一道防线后，能及时调兵支援。

开元寺塔建成之时，正值宋辽对峙时期。为了及时察看敌情，定州的宋军常利用此塔瞭望敌情。可以想见，在少有高层建筑的农耕时代，登上相当于今天20多层楼高的开元寺塔，远眺主要以骑兵突进形式来犯的敌情，对无险可凭的定州乃至定州背后的河北大平原，曾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开元寺塔，也因此被称为“瞭敌塔”。

元明清三代，随着全国大一统的实现，长期身处战争前线的定州终于迎来了一个时期的相对和平。定州这一称谓，则被沿用至今。

宋代以前，保定战略地位无法与正定、定州相提并论。保定城市地位的提升，始于宋代防御边疆的需要。

北宋时期，保州（辖区涵盖今保定市区及清苑、满城部分地区）处在宋辽边境。为加强军事防御，宋朝统治者通过扩修城池、连通塘泊、广植桑榆等一系列措施来构建包括保州在内的北方防御体系，形成深不可舟行、浅不可涉足、虽有劲兵不能渡的效果。保州与周边的雄州、霸州、安肃、广信军等，共同构建起宋朝北部边防的第一道防线。

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后，保州成为保卫京师的南大门。1275年，朝廷于保州城设保定路，下辖周边十多个州县，今日保定范围基本形成。

明朝建立后，将保定路改为保定府。嘉靖二十年（1541年），又改设保定总兵官，统辖的军事区除保定府外，还包括真定府。

近代以后，“三定”作为冀中战略要地的地位仍在延续。抗日战争时期，以“三定”为代表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突出作用。

作为敌后主战场，英雄的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黄土岭战役闻名中外，狼牙山五勇士纵身一跃气吞山河，地道战大显神威，白洋淀雁翎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令敌寇胆战心惊……

开国上将杨成武曾评价：“晋察冀根据地能否坚持到胜利，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冀中不能坚持，就会影响冀西斗争的发展。”

富庶繁荣：“三定”之辉煌

东汉刘熙在《释名》中对“冀”这一地名进行解释时称：“取地为名也。其地有险有易，帝王所都，乱则冀治，弱则冀强，荒则冀丰也。”

“三定”地处冀中太行山东麓洪积平原地带，在农耕时代，这片区域土地肥沃，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因而它们不只是地理位置险要的雄郡重镇，也是经济富庶、文化繁荣之地。燕赵大地可以“冀治”“冀强”“冀丰”，在“三定”发展历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古代“三定”之富庶，首先体现在丰饶的物产上。

早在战国时期，正定就以刺绣和玉石加工业享誉八方。唐宋时期，日益凸显的军事地位，使正定城市扩大、人口显著增长，经济日渐繁荣。

唐代，正定不少居民以蔬菜种植和贩卖为生，南门外出现繁荣的交易市场，正定生产的丝罗制品是皇家贡品。唐代诗人元稹有“新妆巧样画双蛾，幔裹恒州（指今正定）透额罗”的诗句，描绘的正是美人对出产自正定衣料的喜爱。

瓷器、丝绸、茶叶，堪称古代中国的代表性商品，而古代定州曾长期以出产定瓷和丝绸而闻名，足见其曾经的繁荣。

唐代，定州在经济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丝织业发达。《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定州的土贡有罗、细绫、瑞绫、两窠绫、独窠绫、二包绫、熟线绫等。与其他地区相比，定州不仅进贡的丝绸品种最多，进贡数量也最大。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常贡丝织品的有63郡，总贡各种丝织品3764匹，其中博陵郡（今定州）常贡丝织品达1575匹，占全国常贡总数的41%以上。

到北宋时期，定州的丝织业仍然十分发达。官府在征收绢帛时，规定了每匹绢的长度和重量，常以定州的土罗作为标准。这一时期，定州出现了著名的丝织品——缂丝。缂丝由定州孟家庄沈子蕃首创，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美誉。故宫现存沈子蕃作品有《梅花寒鹊图》《青碧山水图》等，无不精妙绝伦，巧夺天工。

宋代定州还以定瓷闻名天下。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

北宋时期，定瓷生产规模宏大，制作技艺精湛，造型纹饰明丽，是朝廷官窑。除供朝廷御用外，定瓷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送到埃及、波斯、印度、日本以及非洲其他一些国家。

物产的丰富，还大大促进了这些城市商贸的发展。

北宋初年，太宗下令辟真定为边贸市场，与辽交易香药、犀牛角、象牙和茶叶。古城内已出现常设的商品交易市场，其繁华程度使其成为全国二十一大商埠之一。吕颐浩任河北都转运史时路过此地，曾盛赞“真定府城周围三十里，居民富庶，佛宫禅刹掩映于花竹流水之间，世云塞北江南”。

宋代定州也是辽宋之间重要的贸易城市。在这里，宋可以从辽换取战马、毛皮、镔铁等草原产品；辽也可以从宋换取粮食、茶叶、食盐、丝绸等商品。

元代是正定贸易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朝廷在正定下设织染机构、杂造局，城中商贾大户云集，这里成为“贸易丰盈之所”。当时，到过正定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形容它是一座“贵城”：正定所辖城镇甚多，开掘了多条运河通往各省地区，商品货物可走水路运输，四通八达，“此诚为极聪明之计划”。

长达千年的繁荣，还给城市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如今闻名海内外的正定“四塔”，有3座始建于唐代，正定“八大寺”则有4座始建于唐代，从侧面说明了唐代正定佛教文化之繁荣。

宋朝时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在正定都有自己的寺院和活动场所。直到今天，正定古城内仍佛刹林立，完整保存的晚唐、五代、宋、金、元、明、清等朝代的古建体系，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

和正定相比，定州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不遑多让。今天，定州拥有国家级文保单位9处，省级文保单位15处，其中包括雄伟壮观的开元寺塔、巧夺天工的魁阁号舍、气势恢宏的定州文庙等。在定州博物馆的5万件文物藏珍中，100多件为国家一级文物。

保定之繁荣，始于元代以后。明永乐年间，国都迁至北京，为加强保定军事防御，明代曾多次增修加固城池，留下了至今尚存的古城墙。此时的保定人口众多，商业发达，城中商贾云集，城南水陆相交。

清代，保定作为直隶巡抚、直隶总督驻地，是名副其实的京畿重地。皇帝巡幸驻跸，官员往来频繁，城市建设与修缮备受重视。

政治地位的提高，促进了保定商业和教育的发展，各种会馆和学校也开始涌现。据专家考证，保定城的会馆建筑最早出现于清康熙年间，此后数量不断增加，先后有10余座。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保定开办莲池书院，成为直隶省最高学府，标领了一代学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停科举以广学校”之后，保定的近代学校教育迅速发展，官办和私立的学校大量出现。

清末民初，京汉铁路通车，火车站带动了保定城市空间的扩展，商铺、客栈、食肆日益繁荣。保定开办近代军事院校，涌现出大量大中小学堂，新式教育享誉全国，曾有“学生城”的美誉。

太行东麓，河北中部，“三定”曾经有过的交融与辉煌，将激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赴美好未来。（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