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涿鹿、纪念中华民族首次大融合的中华合符坛。河北日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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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文明开涿鹿，涿鹿，可以说是河北与中华文明发祥联系最紧密的地名了。

其实，在河北大地上，还有很多与涿鹿一样的地名，或描绘先民生活环境，或标记东方古人类起源，或见证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融合，在传说、史籍和考古的不同角度，见证和记录着中华文明的起源。

这些地名保留下历史的珍贵片段，被赋予了地名之外丰富的文化内涵，如果将地名所记录的文明轨迹连缀到一起，就会发现，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河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地名“鹿”里的文明发祥

在河北的地名历史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带“鹿”字的地名很多，如涿鹿、巨鹿、鹿泉（曾用名获鹿）、束鹿（今辛集）。这些“鹿”从何而来呢？

公元前107年，西汉一位史官为编写一部史书，来到了靠近北部边境的一座古城——涿鹿。

他耐心向当地老人询问这座古城与黄帝、炎帝、蚩尤等原始部落有关的民间传说，力图还原关系中华民族起源的一段重要历史——涿鹿之战。

他就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曾到访的涿鹿故城，在今天张家口市涿鹿县东南部的矾山镇三堡村一带还残留遗迹，始建于战国时期。

后人能看到的司马迁涿鹿之行的具体收获，是《史记·五帝本纪》中一段关于涿鹿之战的记述。

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黄帝胜利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正是这场涿鹿之战，让涿鹿这个地名与中华民族起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涿鹿，是河北最古老的地名之一，它始载于《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一作‘阿’），九隅无遗。”

“历史上古涿鹿先有涿鹿山、涿水，再有涿鹿城。涿鹿山，据考证就在现在的矾山盆地南。涿水发源于矾山镇上七旗村，古称涿水，也称阪泉水。”涿鹿县地方史研究者常世荣说。

《河北省县名考原》也记载了涿鹿一名的由来：“古涿鹿多山，山泉下滴成溪，东南流为涿水，涿地处涿水东南，以此得名。”

涿鹿一名，本身就是古涿鹿这种山水环绕的地理地貌的生动写照。

据《说文·水部》，“涿，流下滴也”。鹿通“麓”，意为山脚。涿鹿，即众山泉水汇成溪河，流经山下平川之义。

“涿鹿山山前盆地是方圆百里的平川，四周山盘水绕，气候宜人。这里是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的交接处，又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过渡地带，为原始部落的先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常世荣说。

秦朝时，涿鹿县境属上谷郡。汉朝时，上谷郡置涿鹿（今矾山镇）、下落（今涿鹿县县城）、潘（今保岱镇）三县。此后，涿鹿县一带曾名怀戎、永兴、保安等，到1916年改为涿鹿县。

千古文明开涿鹿。根据《史记》等史料的记载，原始部落之间的征战最终在涿鹿走向统一，实现“合符釜山”。

“通过战争，黄帝、炎帝、蚩尤领导下的三个主要部族，在这里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融合。”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夏自正说。

河北还有另一个与“鹿”相关的地名——巨鹿，当地流传着炎黄的继任者尧舜的传说。

“巨鹿”原本为“大麓”，这个名字最早见于《尚书》，其中记载：“尧试舜百揆纳于大麓。”

“古文中‘大’‘巨’二字相通，‘麓’‘鹿’二字意近。战国末年，吕不韦编写《吕氏春秋》，把‘大麓’写作‘钜鹿’。此后‘巨’‘钜’二字混用，直到1980年后统一为‘巨鹿’。北魏公元389年，巨鹿县建制，‘巨鹿’作为县名沿用至今。”巨鹿县地方史研究者马建新说。

而“大麓”一名，源自曾存在于邢台一带的古湖泽——大陆泽。

《后汉书·郡国志》载：“钜鹿故大鹿，有大陆泽。”《太平寰宇记》释云：“广阿泽一名大陆，一名钜鹿，一名大麓，一名沃川。”据史籍记载，大陆泽“广袤百里，众水所汇，波澜壮阔”，范围大致在今任泽区、巨鹿县、隆尧县一带。

巨鹿一名影响力的扩大在秦朝。秦朝建立了相当于今天省一级行政建制的巨鹿郡，至北朝时期，均有巨鹿郡建制，辖域变化不定，但治所均在今邢台境内。

除了涿鹿和巨鹿，河北省历史上还有两个著名的带“鹿”字的地名：获鹿（今鹿泉）、束鹿（今辛集）。然而，此“鹿”非彼“鹿”，它们的“鹿”与涿鹿、巨鹿之“鹿”，既有同又有异。

鹿泉的得名，与当地一段“韩信射鹿得泉”的传说有关。

相传，西汉大将韩信在鹿泉一带驻军时，曾外出狩猎，看到一只白鹿跑来，赶紧搭弓射箭。结果，白鹿不见了，箭却射中了一块石头。韩信拔下箭头，一股泉水喷涌而出。

尽管这是一个传说，但有鹿、有泉，是驻军之地，正是地处华北平原向太行山脉过渡区的鹿泉自然环境和地理区位的写照——在这里，地名“鹿泉”所描述的自然地理特征与“涿鹿”非常相似。

鹿泉开始有县级建制，是在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据民国《获鹿县志》记载，当时“分巨鹿郡石邑县西、北部置鹿泉县”——在这里，鹿泉之“鹿”与巨鹿之“鹿”，因曾同属巨鹿郡，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二者之间也许存在某种地缘联系。

和鹿泉一样，辛集一带与“鹿”相关的地名也出现在隋朝。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巨鹿郡安定县县城的治所名为“鹿城”，民国《束鹿县志》记载，鹿城因南临大陆泽而得名。到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安定县为鹿城县——显然，此时之“鹿”指代的仍是大陆泽之“陆”。

有趣的是，鹿泉和鹿城，因共同原因在同一年被改名。

唐朝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希望快速平定安史之乱、擒获安禄山的唐玄宗，因“鹿”与“禄”同音，改“鹿泉县”为“获鹿县”，改“鹿城县”为“束鹿县”。获鹿、束鹿两县地名最终分别在1994年和1986年，改为鹿泉和辛集。

无论是取“众山泉水汇成溪河，流经山下平川”之义的涿鹿，还是处在巨鹿郡辖域、大陆泽片区的巨鹿、鹿泉和辛集（鹿城），都地处适宜先民居住生活的太行山山前洪冲积平原和湖积平原，有着相近的自然地理特征。正是这样的环境，孕育了最初的文明。

“泥河湾”里的东方人类足迹

河北的地名不仅述说着中华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的起源，还承载了近百年来的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层面考古成果，记录了东方人类探源迈出的一步步。

3月18日，张家口市阳原县，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在遗址公园的中轴线上，有一座将地球46亿年的历史浓缩为24个小时的地球生命时钟。东方人类出现的那一刻，如果从历史深处能传出打击石器的声响，它应该来自泥河湾。

泥河湾，原本是张家口市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

据《阳原县志》记载，泥河湾村始建于清朝，因地形而得名。桑干河水泛滥时，河水卷着泥沙一直漫延到现在泥河湾村附近，逐渐形成一道大河湾。水势退去后，百姓在河湾垦荒种田，在湾底高地上建立村庄，起名泥河湾。

在全中国，类似泥河湾这样的小村庄、小地名有很多，为什么泥河湾这个名字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从20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在泥河湾村一带考察发掘开始，泥河湾逐渐解锁了一个新身份——“旧石器时期的考古圣地”。

1924年，法国神甫桑志华和德日进会同英国地质学家巴尔博到泥河湾村附近进行地质考察，发现了大量贝壳、蚌类和哺乳动物化石，在考察报告中，巴尔博首次将泥河湾村附近发现的第四系河湖相地层命名为“泥河湾层”。

“以泥河湾命名的考古学名词概念，最早都源于地层单位‘泥河湾层’，如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古湖、泥河湾动植物群、泥河湾遗址群等。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以所在最小行政区域名称或自然地名命名，在考古学中应用最为普遍。”阳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原所长成胜泉说。

旧石器考古学赋予了“泥河湾”新的科学内涵，这个地名随着考古发掘成果的积累，声名远播。

今天我们讲到泥河湾，通常指代的已不是行政概念中的泥河湾村，而是考古学语境下的地域更为广阔的“泥河湾”，即泥河湾遗址群所在区域，它覆盖了阳原县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的桑干河两岸区域。

通过旧石器考古的成果，考古工作者勾勒出泥河湾遗址群所处区域近200万年里的环境演变。

“200万年以前，这里是一个面积达9000多平方公里的大湖，湖边有广阔的森林，大量哺乳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大约在晚更新世，由于造山运动，湖底上升，交错移动，湖水大部分流走，大湖逐渐消退，泥河湾地层裸露出来。”成胜泉说。

近百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泥河湾发现了300多处旧石器遗址，时间跨度170多万年，发掘出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石器数万件。在这个过程中，和泥河湾一样，阳原县一个又一个普通的村庄名字，被载入了东方人类发展史册，成为著名的旧石器遗址。

马圈沟——遗址距今约176万年，小长梁——遗址距今约136万年，东谷坨——遗址距今约110万年，马梁——遗址距今约78万年，后沟——遗址距今约39万年……

然而，考古工作者对泥河湾的认识，从考古发掘最初，就没有只局限在泥河湾内部。

事实上，正是旧石器考古中驰名中外的另一个名字、与泥河湾直线距离约110公里的“周口店”，最早把“泥河湾”与追索东方人类起源这一重大命题联系在一起。

1926年秋，桑志华获悉，北京周口店村发现了两枚早期人类的牙齿。根据动物群特征，周口店人类牙齿化石时代与泥河湾层顶部相当。由此，桑志华看到了在泥河湾发现更古老人类化石的希望。1948年，曾在周口店发现中国猿人北京种头盖骨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在《中国史前之研究》一书中提出，“中国猿人文化，实非原始文化，将来或可发现，较中国猿人更早之人类。”

经过近百年的考古努力，今天的泥河湾，已不是一个单独的地名，而是一组旧石器考古学地名中重要的一个，这组地名中有元谋、蓝田、周口店、水洞沟……在世界古人类研究史上，它们所承载的遗址，展现着古人类演进发展的一帧帧珍贵影像。

“三岔口”里的多元文化融合

与涿鹿、泥河湾毗邻的蔚县，也是一个古老的地名。

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外地人读错的地名。蔚县的“蔚”为多音字，在这里读作yù，不过当地人习惯将其读作yǔ。

“根据有关的姓氏研究，最早用于地名的‘蔚’，出现在西周时期，周宣王封郑国公子姬翩到蔚邑（今山西平遥），蔚邑的蔚字，据学者考证因山西蔚汾河而得名。”蔚县地方史研究者崇霄霄说。

平遥、蔚汾河，都与蔚县相距遥远。“蔚”如何从山西来到河北？

关于蔚县因何得名，1990年5月，蔚县当地的文化学者曾专门写信向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谭其骧请教。

谭其骧在复信中说：“检抗战前北平出版吕式斌所著《今县释名》作‘因蔚汾水为名’。不言何以蔚汾水在今山西兴县，与蔚县相去甚远。然吕氏之说似非出于臆造。疑以蔚为名之州县，实自蔚汾河流域逐步东迁，终于定位今蔚县，至其东迁过程，则有待详考，大率不出魏至唐数百年间。”

前不久，蔚县文联专门组织召开了一场蔚县名称由来的研讨会，研讨会报告《蔚州的来源及演变》中的结论，与谭其骧的推测基本一致。

“历史上以蔚为名的州县，自蔚汾河流域多次逐步地向北、向东迁移。”崇霄霄说。

北魏时期设蔚州，其范围在今张北、赤城一带。北齐时期设置北蔚州，在今以蔚县为中心的山西、河北交界地带。

“蔚”字最终落在今天的蔚县，是在北周时期（公元579年），重置蔚州，次年建城。因此，今天的蔚州古城，已经有1400多年建城史。此后蔚州地理位置基本固定在今蔚县一带。清朝改蔚州为蔚县，县名行用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在“蔚”之前，蔚县一带很长一段时间曾使用另一个地名“代”。商周时期，蔚县地处戎族部落在壶流河河畔建立的代国。秦、汉、三国、西晋时，蔚县地处代郡。

不过，蔚县一地无论是称“蔚”，还是称“代”，都有一个共同的地理坐标——处在游牧和农耕两大文明的分界线上。

“地处蔚县盆地的蔚州城，是非常适宜建城的。这里壶流河河水稳定而充足，再加上南部山地的季节性河流补给，水源充沛。蔚县有交通区位优势，是南下北上的重要商贸通道。”蔚州博物馆馆长李新威说。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人们对蔚县的认识，也只限于此——一座历史悠久、地处农耕游牧交接地带和交通要道的古县。

令人没想到的是，后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将蔚县带上了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舞台。

自1979年起，考古工作者在蔚县发掘了筛子绫罗遗址、庄窠遗址、三关遗址等多处新石器遗址，出土大量彩陶、灰陶、石器、骨蚌器等。

其中两件出土器物成为今天认识蔚县历史上文化多样性的典型代表。

龙鳞纹彩陶罐——出土于蔚县三关遗址，红山文化的典型器，陶罐上的龙鳞纹由平行的单向曲线构成，线条为红彩，从口沿一直延伸到腹部。

“龙”，多出现在蔚县东北方向的红山文化区。

玫瑰花彩陶盆——出土于蔚县琵琶嘴遗址，仰韶文化典型器，彩陶盆为泥质红陶，敛口平沿，圆唇鼓腹，陶盆肩、腹部用黑彩绘有玫瑰花卉纹图案。

“花”，也就是“华”，多出现在蔚县西南方向的仰韶文化区。

而三关遗址和琵琶嘴遗址两地相距只有大约20公里。

这一“龙”一“花”两种图案还在众多出土器物上出现，“龙”和“花（华）”，正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中最重要的两个徽标。

“蔚县新石器遗存的文化面貌极为丰富，除了中原的仰韶文化和东北的红山文化，还有西北方向的河套地区新石器文化也在蔚县有许多发现。这说明壶流河一带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李新威说。

三个方向，三类文化，在蔚县碰撞。这极大地启发了考古学家苏秉琦，他后来的“三岔口”理论，也让蔚县这个名字大放异彩。

在蔚州博物馆的展墙上，有一张1982年苏秉琦到蔚县三关遗址现场考察的老照片。

苏秉琦现场观摩了三关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彩陶，并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文中写道：“张家口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

“三岔口”，这是一个关于张家口地理区位和文化内涵的新定义，而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蔚县。

基于这一结论，苏秉琦将蔚县纳入了他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区系类型说”，地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区域的蔚县，从此确立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位置和影响力。

苏秉琦指出，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这一区域，“找到了连接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认识到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太行东麓广大平原，在燕赵大地上，不仅仅有一个因“三祖合符”而被千古铭记的涿鹿，泥河湾、蔚县、巨鹿……众多伴随我们生老病死、爱恨歌哭的河北地名，同样记录着中华文明发祥演进的历史。这一连串地名，如一个个闪亮的时空坐标，指引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找到共同的文化的根。（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